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，也是印刷史的故乡。宋人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情况，起首即说：“板印书籍，唐人尚未盛为之，自冯瀛王始印五经，已后典籍，皆为板本。”
像沈括这样对印刷史抱有兴趣的著作者，后世代有其人，他们会随笔记录与印刷相关的所见所闻，但古代中国一直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印刷史的论著。直到清末民初，叶德辉撰成《书林清话》，孙毓修撰成《中国雕版源流考》，始大量辑录历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论断，为后来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，中国印刷史研究不断深入，成果蔚为大观，出现了一批代表性著作。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，雕版印刷发明之后、西方技术传入之前，包括印刷技术、印刷行为和印刷文化在内的中国印刷出版历程被充分揭示，中国首先发明印刷术的事实也广为人知。印刷史已成为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。
“三重证据法”之外
通过语言学对印刷史进行词义考辨
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艾俊川，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，现为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、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。在他看来，当前中国印刷史在学科建设、史料发掘、方法运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树，但与任何学科一样，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处。
比较明显的是，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，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、某些活字版的材质和制作方法等，都存在争议，尚无定论。相对隐晦的是，若干已有的“定论”也存在疑点，令人难以遽信。如一些重要概念未得到科学界定，一些具有“特殊性”的印刷品未经严谨鉴定，此前结论难避望文生义之嫌，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印刷史的准确认知。
王国维倡导历史研究“二重证据法”，早已深入人心。在古器物研究中，有学者提倡“三重证据法”，即从文献记载、目力观察和科学检测三方面入手寻找证据。艾俊川认为，印刷史研究的实物对象，本质上也是古器物，自应采用上述“三重证据法”。印刷又是与社会、文化和商业结合得十分紧密的技术，古人记录印刷事物更偏重于使用日常词语而非专业术语，因而必须辨明考实其准确含义。如此看来，研究印刷史的方法，除了文献引述、版面鉴定、科学检测以外，还应加上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。这样，由多种方法得到的多重证据，可以架起实证之桥，引导我们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，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。
综合运用上述方法，艾俊川研究中国印刷史上在学界进行过激烈讨论或已形成“定论”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，得出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论。他撰文成书，由中华书局2022年6月出版《中国印刷史新论》。
在书中，艾俊川以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为主线，肌理分明地勾勒出雕版印刷、活字印刷及铅印、石印、油印等的应用及其对文化发展的推动，又尤其详于活字印刷。从印刷术起源到近现代印刷和出版文化，贯通了整个中国印刷史。
书中既关注书籍实物，注重对印刷过程中物质载体的研究；又强调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，对于与实物技术特征不符或没有实物可以对照的文献记载，确定词语的真实含义，并在书中提出不少新问题。
比如我国雕版印刷最早起源于初唐吗？为什么说“铜版”一词义同“监本”？如何鉴定木质、泥质和金属材质的活字印本并分析判断其制字排版过程？清末为何涌现出雕版翻刻石印本和铅印本的反常现象？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？对于中国印刷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，本书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，得出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新论。
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传
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、工艺的细节
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，研究技术和工艺的兴废变革，与单纯的文史研究比起来，其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更加丰富，既有实物，又有文献。实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，文献则包括对技术、工艺的说明和一般记载。但印刷术又是在生活中产生、使用的技术，人们对身边事物往往视而不见，对相关史料无心留存。
从技术资料看，除了雕版和木活字，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传，技术、工艺说明存世无多；从文献资料看，多数未留下详细、可靠的记载，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据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推断。但“印刷术是一种实用技术，研究历史上的印刷问题，最好的实证资料是各种实物，如印刷工具、印成品，其次是技术文献。中国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、文献记载不足的困难，但也有一个巨大优势，就是拥有巨量书籍等印刷品。它们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，其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、工艺的各种细节，足以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。”艾俊川说。
